《远去的牧歌》是由阿迪夏·夏热合曼、周军执导的剧情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天山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该片以哈萨克族牧民胡玛尔与哈迪夏因一次转场意外而结下的40年恩怨纠葛为线索，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全景展现了新疆牧民在时代变迁下的心路历程。影片在叙事上采用散文式的结构，将转场路上的奇异山川、民俗风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场景都是富有人类学意味的抢救性再现记录。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影片记录了世代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在改革开放以来“定居兴牧”政策的引导下，告别转场游牧生活，逐步适应定居城镇生活的社会变革过程。影片尽力还原了宏大的原生态“游牧迁徙”的壮观景象，使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在这种叙事过程中，影片自然会涉及民族题材电影常见的“现代与传统”关系问题。不过，本片虽然也展现了社会变革给传统社区带来的不适，但并没有把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处理成对立关系，基本立意也不是表现乡愁的伤感和焦虑，代之而起的是影片中人物角色对社会变革的开放胸襟和对更美好现代生活的向往。

　　剧中主人公是牧村的长者，也是牧村四季转场的领头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并没有沉湎于传统生活方式不能自拔，而是不失主动地顺应着历史潮流。虽然他对生活的变化也抱有片刻的缺憾和伤感，但也感受到了新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并由衷地为这些变化而欣慰。

　　电影中的“乡愁叙事”不是单向度的，没有流于悲切。牧民们要跟上整个时代的前进步伐，对乡愁的回望心态必然是复杂的。民族题材电影常常从民族志的角度对民族文化的器物与价值进行细致的摩挲，造成以往民族题材电影中的民族志记录和表述常常是沉浸式的、多单一地指向过去，沉湎于对传统生活的浪漫化表达。而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出，民族志的记录和表述是可以有多种功能和文化指向的。那些雄浑而恢弘的转场画卷，基调并不感伤，而是传递出牧民们传统生活的严峻、艰难和生存尊严。但民族志不只是针对历史中留存的静态的文化，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变革的即时记录其实是正在发生的民族志。因此，转场、游牧迁徙是民族志，定居也是民族志。

　　这也是新疆电影民族志的辩证法。刻板印象中的新疆文化大都是各种静止的原生态奇观，但其实，对新疆正在变革的社会所做的记录也凝结着民族文化丰富而强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这部影片与以往电影的主旨不同。生活在西部边陲的各族人民与当代中国的大多数人一样，都在现代与传统的合力中建构生活的意义。《远去的牧歌》中几次出现政府的声音与形象，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

　　牧民们最终告别游牧迁徙的传统生活，走向了城镇定居，这是时代性的变革。剧中青年一代也热切地盼望到城里去生活，盼望这种由政府引导的迁徙。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更典型。这部影片没有用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刻板认知来扭曲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

　　从近年来的电影，如《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开始，新疆电影正不断强化着电影的社会文化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远去的牧歌》也引领了新疆时代文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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