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迅速成长起来的蒙古族革命新文学，继承发扬了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对蒙古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勇斗争精神，给予了热烈地歌颂。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小说集《花的草原》、《遥远的戈壁》，长诗《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话剧剧本《金鹰》,电影文学《鄂尔多斯风暴》等。蒙古族文学的英雄主义总是和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美好思想，在史诗《江格尔》中是草原故乡人寿年丰，通过勇士们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和平安宁,在《格斯尔》里则是引来大海之水灌溉沙漠,“施用法力把远山变近，把近山变远”，毫不费力地选择水草丰美的牧场，让五种牲畜覆盖住黄河之滨的广漠原野。这种理想的归宿，往往表现为喜剧的结局。史诗是勇士惩治了魔王，从此阖家团聚，部落安宁，人畜两旺；民间故事和民间长诗中则是备受奴役的骏马冲破奴隶主的追捕，胜利地逃向了人畜咸宜的汉地；或是贪心的牧主人财两空，贫苦的奴仆赢得了成群的牛羊、雪白的毡房。蒙古族传统的审美理想是热烈地追求着崇高、阳刚和壮美，相对地说，秀美、阴柔、纤巧则不受推崇。这种美学趣味是由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蒙古族历史上连绵不断地征战，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锻炼了全民族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游牧经济的不安定性和自然力的强大，培养了牧民“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广漠无垠的草原景色，在大自然的交响乐中是一种高昂、健劲、强烈的主旋律。这些都不能不对民族的性格心理、气质感情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蒙古族文学的鲜明风格和特殊的发展规律。

       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色还从它的语言、体裁和艺术技巧诸方面鲜明地呈现出来。蒙古语凝炼、简洁而富有音乐性。在人民口语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文学语言，最适于表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传达他们特有的心理素质。英雄史诗的语言雄浑瑰丽，史传文学的语言简练隽永,民间故事的语言淳朴自然,歌谣祝赞的语言刚健清新。这种多样而又统一的艺术语言富于特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亲切感和自豪感。蒙古族文学擅长于大刀阔斧地塑造人物形象，渲染烘托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蒙古族文学的体裁也是丰富多样的。散文形式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传文学、小说、剧本、电影文学和报告文学等。诗歌韵文形式在蒙古族文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有歌谣、祝词、赞词、史诗、民间叙事诗、好力宝、说书、格言、谚语、谜语、诗词等。其中，史诗、说书，以及关于祝祷、婚嫁、竞赛、出征等的各类仪式歌，都从文艺形式上补充丰富了中国文学史。蒙古语特别富于音乐性，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广泛流行的吟诵传统。如节日庆典上艺人吟唱祝词赞词，德高望重的长者朗读《格斯尔》，沙格德尔等行吟诗人即兴创作讽刺谴责诗，宫廷使者向敌方口诵战表檄文等。韵文作品的形式特征非常鲜明：押头韵或头、腹、尾三韵并押，四行为节，交叉换韵，对仗工整,反复吟咏。富比兴,多夸张。许多作品还采取了散韵相间，抒情(韵)叙事（白）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以散文为主，韵文为辅的作品（如《蒙古秘史》），多是用散文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中间穿插着大量的诗歌祝赞来抒发强烈饱满的感情；以韵文为主散文为辅的作品（如说书和叙事诗），其韵文则兼有状物、摹人、抒情三种功能，散文仅起说明和衔接的作用。即使是纯粹的散文作品，许多段落也往往蕴含着内在的韵律节奏，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和传诵。

       在民族文学交流中发展繁荣各民族文学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对蒙古族历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远在成吉思时代，汉族旅行家和诗人长春真人（邱处机），契丹诗人、学者和政治家耶律楚材等就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蒙古地区。从元朝开始，蒙古人的汉文创作逐渐成为本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陆续产生了剧作家杨景贤、散文政论作家法式善，诗人梦麟，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哈斯宝等。近代以来，蒙汉文学交流在更加深广的程度上迅速发展。蒙古族作家从汉族古典诗词、明清小说以至理论批评中汲取了思想营养，开拓了题材范围，丰富了艺术技巧，陆续创作出本民族历史上第一批长篇小说和韵律严整的蒙文诗词，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艺杂论和小说评点。同时，民间艺人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汉族古典小说和故事传说为演唱内容，通过创造性的改编，使蒙古说书的题材范围大为开阔，演唱技巧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总之，蒙汉文学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本民族的文艺传统，为近代文学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支年轻的作家队伍成长壮大起来。他们都有比较坚实的民族生活根基，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同时又都受到了汉族文化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新文学的有益滋养。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许多当代优秀作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一批蒙汉兼通的作家还能够运用两种文字进行写作。

       蒙藏文学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元、明或者更早的历史年代。《格斯尔》的故事从藏族传入蒙古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流传加工和再创作过程，最后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随着蒙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佛教东渐，藏族和印度的宗教文学和民间文艺也在蒙古族中间广泛传播，影响日深。从著名的文史典籍《黄金史》、《蒙古源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藏族文化影响的痕迹。此外，蒙古族和西北各少数民族也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关系，成吉思及其后继者们同色目人之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早已见诸史籍。史诗《江格尔》所代表的新疆蒙古族民间文艺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其中就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某种中亚情调，从内容形式诸方面反映出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鲜明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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